回望南迁路 勠力奋进行----张仁贤访谈录
2021年10月09日
回望南迁路 勠力奋进行
——张仁贤访谈录
访谈前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张仁贤同志
时 间:2020年10月29日 地 点:湖北大厦茶厅
访谈人:于京天 方案策划、记录:张婕
摄 影:于荣壮 录 像:罗彬彬
主要内容
一、学院为什么要南迁.......................................... ..............................................1
二、南迁的选址过程..... ........................................................................................3
三、新校园建设方案.................... .........................................................................6
四、经费筹措和工程实施........... ........................................................................9
五、学院的整体搬迁............................ ..............................................................17
六、校长大厦名字的来历...................... ...........................................................19
七、校园文化建设.................................... ...........................................................20
八、校长大厦的运行................................ ..........................................................30
九、学院发展的构想....................................... ...................................................33
十、南迁工作的体会.......................................... ................................................37
十一、南迁体现了怎样的精神................................ ........................................40
回望南迁路 勠力奋进行
——前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张仁贤同志访谈录
我是1999年9月份离职下岗,真正退休是在1999年的年底,到现在已经整整21年了。
一个单位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记录学院南迁这件事还是很有意义的。2018年春节前夕,京天同志来我家就跟我说过这个事,要我写一篇文字,把学院南迁时的重要事情记录下来。正当我动手写的时候,突然得了冠心病,这件事就搁下来了。今天我努力完成这个任务。基本上按照你们事先拟的提纲,回答你们关心的问题和说明需要了解的情况。
一、学院为什么要南迁
1993年7月组织上调我来学院工作。到学院以后,我深感在条件比较艰苦的环境里,学院的前几届领导班子和全体教职员工,为学院培训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教育系统的干部培训方面,培训了一大批干部,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应该说当时学院在培训事业上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为我们这一届班子继续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形势来看,从教育发展的大气候来看,学院的发展已经是落后了。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90年代的中国已经大不一样了,教育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我们学院的基础设施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水平。当时学院的状况同全国形势相比、同教育事业发展对于培训事业的要求相比,是很不相适应的。这是我当时的真切感受。
当时,学院有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第一,教师队伍不能适应培训事业发展的要求。无论是教师的数量,还是水平都不能适应要求。教师加起来总共10来个人,没有人能上讲台。学院的重点班次一个是高校领导干部进修班,还有一个是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此外还有教育行政部门、地市教委主任等班次。培训规模不是很大,但层次很高。我们的教师参与组织和服务还可以,参与指导和讲课就不行了,至于科研那更是一张白纸。
第二,办学条件差。学院地处远郊,教学服务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都很落后。大学的书记、校长到这里学习,生活上很不方便,要上公共卫生间、公共洗脸房、公共澡堂,下了课到食堂吃饭还得站着。厨房的锅灶设备,跟上世纪大跃进吃大锅饭时代的差不多。有的学员跟我开玩笑说,你们行政学院牌子这么大,但是学院的条件也就是生产队的水平。
第三,教职员工的工资待遇低。据我了解,与教育部在京的直属单位相比,行政学院教职工的收入是靠后的。工资以外,没有其他福利待遇,什么补贴、津贴和奖金都没有。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能适应干部培训的需要,不能适应学院发展的要求,更不用说跟上时代的发展了。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不是学院本身的工作问题,而是没有自己的办学地址。当时学院办学是借用北大的昌平校园,这是60年代初人家停止办学的地方。因为是借用别人的地方,我们只能暂且安身,不是长远之计,学院建设无从谈起。教育部给了钱,我们也不能往这里投。如果不投资搞建设,学院就没办法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谁也没办法改变学院的状况,纵有能人高手在这里工作,也是无力回天。所以院址问题,是制约学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阻碍学院发展的瓶颈。选择并确定院址,是势在必行,急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这就是学院为什么要南迁的原因。
二、南迁的选址过程
选择什么地方作为我们的院址?到哪里去办学?前前后后提出了4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就是把北大200号这个地方要下来。我还没有到学院任职的时候,在教育部人事司工作分管高校领导班子建设,包括干部培训,还代表人事司联系行政学院的工作。当时来汉宣同志[1]找过我,他那时也想过要搬迁的问题。我们俩议论过,最好能把现在北大这个地方拿过来。这个地方,虽然地处远郊,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加速,什么距离远、交通不便等很快就都不是问题了。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面积大,风景很好,作为行政学院办学的校址是比较理想的。后来在一次教育工作会上,我见到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2],顺便探探他的口锋。我问他:“行政学院在北大200号办学已经十几年了,你们现在对这个地方的发展和建设有些什么考虑?”他没点头也没说什么,这事就过去了。回到北京以后,有一次碰到何东昌同志[3],我就向何东昌同志请示这件事,说:“行政学院办学要确定院址,能不能把北大这个地方划过来?”东昌同志马上说:“北大200号你不要碰。”可见吴校长很敏感,虽然当时没有直接回答我,但是他实际上是往心里去了。所以,吴校长一回到北京,就抢在前面向东昌同志汇报了。北大200号这件事只是一个想法,到此就结束了。
后来我想,如果要把北大200号拿过来,在学院复办的时候是有希望的。因为那个时候土地不值钱,哪个地方归谁,领导部门发个话就行了,不像后来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第二方案就是在北京的近郊区找一个地方。改革开放以后,北京的好多高校都在郊区圈地,特别是房山那个地方,有好多高校都去圈地。80年代我还在北京理工大学时,理工大学就在房山圈了好大一块地办分校。当时我曾向朱开轩同志[4]请示,行政学院要搬迁选址,能不能在郊区找个地方?他说,你们再考虑考虑。我知道,圈地的高峰是80年代中期,到了90年代,再圈地就很不容易了。这个方案很难落实。
第三个方案就是利用教育部现有的培训中心办学。教育部在外地有一些教师培训和疗养中心,其中一个在北戴河。我曾在那里参加过好几次会议,感觉那个培训中心比较理想,地方比较大,房子也多,环境好的不用说了。这个事我只和高聚慧同志商量过。这个地方好是好,但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培训教学请领导干部讲课不方便,我们的教学队伍是专兼结合,除了校外的专家学者,还有大量的讲课人来自教育部和其他部委的领导干部。请他们到北戴河授课,很不现实。第二个问题是学院现有的教职员工从北京迁到北戴河工作,涉及许多问题,也不现实。所以,这个方案很快就放弃了。
第四个方案就是大兴印刷厂。这个方案是我们自己没有想到的,我不知道教育部在大兴还有印刷厂。大概是一九九五年冬,教育部决定取消印刷厂,把这个地方空出来。当时部领导张保庆同志[5]对我说:“你不是要找院址吗?现在有一个地方可以给你。”这个地方就是印刷厂。
说实在话,当时我和我们领导班子的高聚慧同志、庄益群同志都认为这个地方不理想,主要就是太小了。但是前面几个方案都行不通,没办法,后来也就勉强接受了。虽然这个地方小了一点,但是如果把它建设得好一点,搞成精品,小而精,满足培训的需要还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去实地考察,看到西边高压线下面有一块地还空着,大概50多亩,同东边印刷厂这块地大小差不多。我们就想能不能把这块地征过来。我向张保庆同志汇报,他说:“哎呀,你现在别想那么多了。你先把东边这一块建好,西边那块以后再说,你一下子把问题都提出来,反而不容易解决。”
我们班子商量后,决定按保庆同志的指示,把学院院址确定下来,这就是大兴清源北路这个地方。
三、新校园建设方案
院址定下来,就要考虑建设什么样的学院。这需要进一步明确学院的定位和功能问题。
定位问题。教育部早已明确,行政学院是高等教育系统的干部培训机构,是受过高等教育后的非学历教育。当时学院的校名是:“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
功能问题。要适应当时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我们学院应该具备四种功能。
1. 培训。行政学院是高等教育系统干部培训基地。培训对象主要是高等学校的领导干部和中青年干部,兼顾地市级教育行政领导干部。
2. 交流。行政学院是高等教育交流平台。包括国内国际的高等教育交流。交流是培训的一项重要内容。
3. 研究。行政学院是高等教育管理理论和办学实践的研究阵地。这些研究要贯穿于培训的全过程,研究成果融入培训的教学内容。
办学实践研究这个问题,我是受了何东昌同志的启发提出来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的秘书处挂靠在行政学院。有一次在行政学院召开年会,东昌同志到会作报告。会后,他对我说:“你们这个管理研究会应该好好地总结高等学校的办学经验,总结出一批典型经验,对办好高等学校非常有益。”东昌同志的指示对我很有启发,我想不仅是管理研究会,行政学院更要重视总结办学经验,开展办学实践的研究,总结教育规律。
4. 考察干部。行政学院也是考察干部的渠道。在培训过程中,考察识别干部,发现、推荐优秀人才。我在人事司工作时,朱开轩同志曾指示,行政学院的干部培训应该是你们人事司考察干部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他还说,你们平常出差要到各个学校去考察了解干部,现在人家送上门来了,你们何不到行政学院去考察了解?这是朱开轩同志对教育部人事司提出的要求。我到行政学院后,也意识到,行政学院也应该肩负起一定的考察干部的任务。当然,这与政府机关考察干部不同。我们是在培训过程中,注意发现和推荐优秀人才。
这样的定位和功能说明,行政学院是高层次、高水平、具有相当规模的培训机构。落实这样的定位,发挥这样的功能,必须有相应的基础设施和物资条件做支撑。新校园应当承载起这样的定位和功能。因此,必须高起点、高标准、高规格地建设新校园。这些都只是宏观的、笼统的设想。由于院址刚确定,还没有来得及提出具体建设方案。
新校园建设,是学校的头等大事,我先请示朱开轩同志。他说,学院的建设要少花钱。还说,我们在京有那么多直属单位,还有那么多直属高校,都天天问我要钱。你们搬迁,需要花一些钱,但是也不能花钱太多。你花钱太多,下面就会对我们有意见。
朱开轩同志还对新院址如何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把现有的建筑刷新一下。建一栋学员宿舍楼,就盖成招待所似的。不要搞大堂,不要搞服务台,也不要装空调,进门空出一间房子接待学员报到就行了。他说,具体怎么建、提什么方案,你们同计划司商量。
开轩同志说得非常实际,我也很理解。他心里装的是整个教育系统,而我们想的只是行政学院。听了开轩同志的指示,说心里话,当时我对如何建设新校园有点茫然了。如何落实开轩同志的指示?又如何建成高起点、高标准、高规格的新校园?这是我在南迁过程中遇到的最难办、最棘手的问题。想来想去,我认为开轩同志的指示,最重要的是要我们少花钱,而且具体方案要找计划司商量。如果我们提出一个方案能得到计划司的同意,在实施过程中尽可能少花钱,办好事,办成事,或许我们建设新校园的愿望也能实现。我心里有数之后,就在我们班子讨论,特别是同高聚慧同志议论过多次,很快就提出新校园建设方案:
第一,建一栋培训楼。培训楼集住宿、教学、会议于一体,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培训楼的规模要同时容纳600名学员。培训楼的总体水平,要求使用30年不落后。
第二,对原有建筑进行全面装修改造。将原来的办公楼划出一部分作为图书馆。将原来的印刷厂同新建的培训楼连为一体,作为餐饮和娱乐设施。将原来的职工宿舍楼,改为中青年干部学员宿舍和院内服务人员宿舍。
第三,新建、改建水、电、气等基础设施,修筑道路,美化环境。
这个方案是口头共识,没有形成文字报告。方案中也没有提出要建报告厅,那是后来加进去的。
四、经费筹措和工程实施
这两项工作交替进行,大体经历了四个步骤。
第一步,争取部分经费。经费筹措,主要是争取教育部拨款。大概从1996年初开始,高聚慧同志同计划司的基建处沟通、协商过多次。我和高聚慧同志也向计划司司长牟阳春同志汇报过多次,重点谈新建培训楼。我们不懂基建,盖培训楼到底需要多少钱,我们心里也没数。但是我们对培训楼的规模和规格有明确的要求:第一个,同时容纳600人;第二个,使用30年不落后。
计划司很快对我们作了口头答复。牟阳春同志说,开轩同志是你们的院长,你们提出的方案我们不好说什么。我们先安排3600万建培训楼。其他项目,以后再商量。
第二步,建培训楼。有了3600万,新校园建设可以启动了。我们班子决定,从1996年春开始,北院培训和南院建设同时进行。庄益群同志负责北院的全部工作,我和高聚慧同志全力抓南院建设。先集中精力建培训楼。当时我和高聚慧也不知3600万能盖成什么样的培训楼。既然有了3600万,就按3600万去设计,要满足同时容纳600人住宿、教学和会议的需要。我们请天津大学设计,设计过程中提出要不要装空调的问题。开轩同志曾指示不要搞空调。我们跟计划司商量,设计时楼层结构还是要预留空调,到底能不能装,以后视经费落实情况再说。天津大学很快把培训楼设计出来了。当时设计的是20层,320个房间。后来落实的时候减了两层,变成了275个房间。
培训楼大概是1996年6—7月份开工。在建设过程中,我们重点抓三项工作:一是抓工程进度,二是抓工程质量,三是抓施工安全。工程进度主要是抓大的结构,争取半年内完成。工程质量主要是抓基建材料和施工质量。施工安全主要抓预防火灾和工伤事故。
经费到位后,施工进展很顺利。由高聚慧同志协调建设、施工和监管单位,三家协同配合,互相促进,发现问题在现场及时解决。不到半年时间,也就是在1996年年底前就把这个楼的结构盖起来封顶了。当地政府部门好多人说,他们没注意,怎么这么快一座高楼就起来了?因为大兴当时没这么高的楼,培训楼一下子成了当地的地标性建筑。
第三步,筹措新建、改建总经费。我和高聚慧一起合计过,把现有房屋改造、附属设施等加在一起大概需要4000多万;整个培训楼建成估计需要5000万,还差1000多万。新建改建总经费大约需要9600万。有了这个大致的估数,我们就去找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张保庆同志。他在教育部分管计划、基建,很熟悉基建方面的事。他说所有的工程,没有说一开始要多少钱,最后就用这么多钱的,都是一加再加,不断地往里面加钱。他问:你们新建的和改造的项目加在一起到底要多少钱?我俩说,已经拨了3600万,还需要增加6000万。保庆同志同意再给我们6000万,并说,以后不能再增加了。当时我和聚慧同志还提出,学院搬迁之前,还必须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需要贷款2000万。保庆同志也同意了,并嘱咐我们,经费问题还要同领导协商,他去协调,叫我们别找其他领导。没多久,这笔款就下来了。
我和高聚慧同志都没想到保庆同志这么爽快就答应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是部里看到我们工程建设搞得不错,进度很快,认为行政学院真的是想干事。教育部有些直属单位一栋楼好多年都建不起来,有的甚至拖了七八年,行政学院能在半年不到就把楼建起来了。可见部领导对我们花钱办事很信任,所以对新校址建设很支持。
经费筹措,除了争取教育部拨款之外,我们还做了下面一些事:
1. 向教育部港澳办申请,争取邵逸夫先生捐款建报告厅。港澳办对此很支持。最后到底批了多少,我记不清楚了,好像是800万,财务应该有记录。报告厅按音乐厅的标准设计,可容纳400人,不是一般的会议厅。邵逸夫捐款,要求当地政府或学校有配套资金,但我们这个报告厅包括里面的设备全部都是用邵逸夫的捐款,我们没有往里面投钱。
2. 争取减免资源费。新校园一定要加强水、电、气等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但水、电、气的资源费了不得,加起来要1000多万。水、电是扩容,只扩大容量,费用还少些;但天然气是新增的,仅交资源费就是800万,还要修管道连接气源,这些工程费也都要我们出。
燃气资源费归市政府计委管,当时的计委主任是我院的校友,从人民大学调去的。我找到他,提出要减免燃气资源费。他说资源费不好减免,建议我写个欠条,可以先通气,款先欠着。我说,欠条就是借据,我以后哪有钱还呢?他说以后没人问你要钱。这样,我院就省了一大笔钱,800万。
水、电扩容是高聚慧同志联系的。我不知道他具体联系过多少次。我记得电扩容需交资源费300万,后来交了180万,也省下了100多万。水资源费也少交了不少,具体数记不得了。
3. 争取社会赞助。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是直属单位的有钱大户。我找人教社社长,请求赞助,他同意给我们资助45万,用于装备大厦的多功能厅。多功能厅里的全套设备都是人教社资助的。
为了争取赞助,我还到四川绵阳长虹电视机厂跑过一趟。我找了长虹的老总,请长虹赠给我们校长大厦每个房间一台电视机,等于为长虹电视做广告。但老总的态度比较冷淡,这件事情没有搞成。如果要搞成的话,起码也可以省几十万。
高聚慧同志还做了一些社交活动争取赞助。比如学院的台球桌就是一家销售体育器材的老总赞助的。那几台台球桌是当时搞体育测试用的全新的高档台球桌,也省了好几万块钱。当然这些钱,对学院建设来说是杯水车薪。但是我们本着积小钱,办大事的精神,钱再少,也要去争取。
4. 控制工程费用。筹措经费,既要开源,也要节流。9600万我们只能节省,不能突破,不能再向教育部伸手要钱了。在工程经费使用上,必须严格按计划标准执行,必须按北京市有关文件的规范执行,特别是改造和装修,临时变动多,随意性大,更要严格控制。我们聘请一位经验丰富的专业工程师,专门做工程预算,所有开支费用,我们心中有数,防止漫天要价。在建筑材料和设备采购方面,我们总是想方设法争取优惠。高聚慧同志跟我说过,培训楼放在别的单位,5000多万是拿不下来的。一些贵重设备,例如电梯、远大燃气炉等等,是以最优惠的价格卖给我们的。
5. 准备动用财务库存。你们可能要问:学院当时那么穷,怎么还有积攒的经费呢?我们来学院3年,已经存了一些钱,具体数字我记不得了,起码有好几百万,都存入教育投资公司,那里利息高。我们准备在急需的时候动用这笔存款。
这些收入主要来源于昌平校区空房子的租金。记得当时还租过场地给人家拍电影、电视剧。租房子、租场地一年的收入有七八十万上百万,这在那个时候是好大一笔收入了。我们到学院的第二年,教职工除了工资以外,就开始有奖金收入了,这些收入也是来源于租房子。但是我们坚持勤俭过日子,收进来的钱,不能光用在改善教职工的生活上,主要还是用于学院的建设。不过,直到我退休时,这笔款还在教育投资公司没动。新校园的建设经费,包括购买教职工宿舍的贷款,等等,总计大概是1亿3千多万。
第四步,新校园建设全面开工。总经费落实了,我们对新校园建设充满信心。从一九九七年春开始,各项工程陆续展开。培训楼开始内外装修和设备安装,旧楼改造分批启动,报告厅开始设计,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和环境绿化等都排上日程,依次上马。从那时起一年多时间里,培训楼一马当先,各项工程万马奔腾,整个校园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高聚慧同志、基建办的同志同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建筑工人们一道,日夜不停,为建设新校园而战,为创造高效率、高质量的工程而战。工地上各路人马团结得很好,配合得很好。没有出现停工待料,推诿扯皮的乱象。也没有发生过任何责任安全事故,各项施工进展顺利。
各项工程建设的具体过程就不说了。这里我想着重说说把控工程质量问题。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对质量问题各负其责,共同管理。监理单位负总责,建设单位提供运行条件保障,施工单位负直接责任。在新校园建设过程中,经费问题解决之后,我最担心的就是安全和质量问题。安全事故是显性事故,出了问题人命关天,施工单位赔不起,所以都比较重视。质量问题就不一样了,许多质量问题是隐性的,表面看不出来。国有施工单位,质量管理比较严,不易出问题。民营企业受利益驱使,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较为普遍。当时有4家民营公司承接部分旧楼改造和全部环境美化施工。所以抓工程质量,重点是加强对民营公司的质量监管。尽管我们做了努力,民营公司施工质量总体上也是好的,但还是出了一些问题。
例如,装修食堂,二楼大餐厅地板快要铺完时,我发现地砖很薄,颜色也难看。我对监理和高聚慧同志说,这是劣质产品,要求施工方全部打掉重来。施工方理亏,只得老老实实重铺一遍,并且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
再如,校长大厦大堂里面那盏华灯,正好在学员报到的那天掉下来了,还好没有伤到人。安装前我就问过,屋顶是否能够承受得了灯的重量,培训楼项目经理说没问题。但是我没看出华灯本身的问题,中间那根主灯杆太细了,承受不了灯的重量,装上去没多久灯杆断了,整个灯砸得粉碎。这是灯杆的质量问题。经销商对此承担全部责任,并按要求重新制作安装。
还有校园里的路灯,路灯的铁柱子外观看起来好像挺结实的,但有一天刮了一场大风,有一根柱子竟然被风刮断了,我们才发现铁柱子的质量很差。施工方按我们的要求,把路灯全部拆掉,都换成了新的。
还有就是下沉式广场后边的雪松。这是得到大兴园林局的支持,从附近居民小区移过来的,每棵4000元。每棵雪松都很大很重,连土带树起码一吨以上。在吊运过程中,有一颗雪松底部的皮被刮掉了。栽完后,没过几天,我一棵一棵检查,发现有一棵树底部的树皮是掉了以后重新包起来的。树没有皮就活不了,如果发现不及时就被他们忽悠过去了。施工经理见状有愧,二话没说,赶紧按原貌重新换了一棵,损失由他们承担。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有失误。比如,移栽松树选择的时机不对,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我记得1998年8月份我们要接待人教社的会议,新校园开始全面试运行,绿化工程要在这之前完成。那时天气已经很热了,树的成活率比较低,我们栽了大概300多棵松树,结果成活率也就有一半。这些松树是从承德市围场县的森林里挑选出来,带土打包运过来的。施工单位对有些树根部打包质量不高,装卸时有部分散包,移栽后也没有采取必要的防晒措施。这也是成活率不高的原因,他们承担了一半的经济损失。但是主要原因还是我们要求太急,植树时机不好,我们承担主要责任。这是个教训。
上面说的这些情况,都是当时我们已经发现的问题,也有可能有的问题当时没有发现。但是总的看,没有出大的问题,发现的问题,也都及时解决了。至于退休后运行过程中还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就不清楚了。
五、学院的整体搬迁
搬迁大概是从1998年的春末开始,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应该是南院办公楼的改造完成以后开始搬迁的。整个搬迁过程,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搬迁之前,要解决好交接问题,也就是我们对北院怎么交的问题和我们对南院怎么接的问题。
首先是怎么交的问题。当时在教育部的三楼会议室,在张保庆同志主持下,北大一位副校长与我们一起谈交接问题。北大提出,在昌平校园的所有资源、所有资产一律不能动。我们提出,北大昌平校园的好多东西我们可以不要,但是有几样东西我们要考虑搬迁。第一个是电话总机设备和办公设备,第二个是图书资料,其他的都可以不要。这位副校长对我们要搬走电话设备有意见,张保庆同志也觉得比较难办,但还是劝北大能接受我们的意见。保庆同志说,你们要不同意,那以后拨给你们的维修费用就减少一点。这位副校长说,我就知道如果我不同意,你们教育部领导将来就会扣我们的维修费。
当时双方都是以开玩笑的方式说的,但在那个会上交接问题并没有谈妥,至于会下他们怎么协商的,我们就不清楚了。不管怎样,最后我们把电话设备还是搬走了。
第二就是怎么接的问题。印刷厂要搬走全部印刷设备,还要交给我们30多名职工。搬走设备我们没意见,接收30多名职工,我们感觉有困难。我们提出,他们退休的人员我们就不管了,对在职人员,鼓励他们自主就业,在外面找工作。最后剩下大概有十几位职工,教育部答应给我们增拨人头费,我们都接收了。接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学院整体搬迁过程应该说都是比较顺利的。大家兴高采烈,迎接期待已久的乔迁之喜,几天的功夫就都搬过来了。
六、校长大厦名字的来历
按照30年不落后、同时能够容纳600人规模建起来的培训楼,具体取个什么名字呢?
当时有几个同志建议叫“聚贤楼”,就是用高聚慧的“聚”,还用我名字的“贤”,取名“聚贤楼”。我不同意用这个名字,因为这种事不得人心,我有切身体会。当年上海某大学盖了一个接待中心,用校长姓氏的谐音取名“晨园”。我到这个学校考察干部时,听到不少议论,说这是为校长树碑立传,引起众多反感。所以“聚贤楼”不可取。如果用了这个名字,楼盖起来了,人心却失去了。高聚慧同志提议说,要不就用“校长大厦”命名吧。他提出这个名字,我觉得不错,完全赞成。因为培训楼命名不算是什么大事,我们也没有专门为这个事情去请示部领导。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有一次碰到开轩同志时,还是向他报告了这个情况。我问开轩同志,培训楼盖好了,取名叫“校长大厦”行不行?他一听这个名字就说“挺好呀!”
那天下午一回到学院,我就对聚慧同志和基建办的同志说,开轩同志赞成取名“校长大厦”。这样“校长大厦”这个名字就很快传开了。没多久,色彩鲜明、光华夺目的校、长、大、厦四个大字在楼顶竖立起来了。这就是校长大厦名字的来历。
后来,“校长大厦”这个名字的社会影响,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它以亲切、大方、朴实的情怀,在校内外声名远播,深入人心。
七、校园文化建设[6]
校园文化建设是我比较专注的事情,还真是花了一些心力。学院是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文化建设要围绕干部教育培训这个主题,努力营造良好的教育文化氛围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主要内容包括:
1.题词
步入校园大门,在校门内墙壁上,会看到镌刻着江泽民总书记的巨幅题词:“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努力做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在新校园建设即将竣工时,我和聚慧同志商量,一定要设法争取江泽民同志为新校园题词。此事单靠我们自己努力是不行的,需要请部领导出面。我找了办公厅主任郑树山同志,他表示支持。通过教育部报告,请示,把题词争取下来了,来之不易。
联系当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江泽民同志一些讲话精神,我对题词的理解是:
“讲学习”,当然是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当代前沿科学技术知识。
“讲政治”,当然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道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讲正气”,就是要求我们的干部尽职尽责,公正廉洁,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努力做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是赋于我院的任务、厚望和要求。
看了这幅题词,我院的办学方向、办学宗旨、历史使命昭然于心。
老一辈革命家殒逝之后,江泽民同志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继往开来,开创新时代的第一代领路人,他为我院的题词,是新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我院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篇章。干部教育培训的担当者,后继人,都应该刻骨铭心,矢志践行。
2.雕塑
在校长大厦门前,矗立着一座雕塑,旁边还有几个凿过的大石头。这是我们请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们设计制作的。老师们来现场考察,我说,校长大厦是搞干部培训的,门前要立一座雕塑。搞艺术的老师都是聪明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作品很快设计出来了。我和聚慧同志,还有基建办的同志一同去美院看样品。样品中最瞩目的是一件鲜红色又说不出是什么形状的作品,我们几个外行都看不懂是啥意思。美院老师告诉我们,这件红色样品是抽象艺术作品,主题为“腾飞”,具体含义要结合现场去理解。我听行家说过,欣赏抽象艺术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就没再问什么。但我们都觉得“腾飞”有点意思,就选定了“腾飞”。
一九九八年夏天,“腾飞”立起来了,几个大石头也摆好了,都座落于校长大厦正门前的喷泉水池中。
此时的“腾飞”,虽然造型很简单,但它顶天立地,气势如虹,犹如一扇振翅欲飞的羽翼,向人们昭示:校长大厦事业兴旺发达,真的要起飞了。
那几个大石头,是“腾飞”样品选定之后,美院老师们围绕“腾飞”而精心设计的。石头有大有小,中间都有一道小缝隙,把顶部劈成两半。经过雕凿,它们显得那样凝重,那样厚实,又那样有生机活力。这些都只是表象,我们并不了解这些石头有什么意义。美院老师说:“这是发芽的种子”。老师的指点,如醍醐灌顶,使我茅塞顿开:“发芽的种子”,还有大有小,不就是示意“人才辈出”吗?不断发展的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必然伴生“人才辈出”,这是很自然的。
我十分钦佩美院老师们的艺术才华,一个“腾飞”,几颗“发芽的种子”,就把校长大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展示得淋漓尽致!这也说明,一件艺术作品,在特定的环境中,会迸发出无限的生命力。后来这些作品被移到南小门受冷漠,其寓意大为逊色,我总感到有点遗憾。
3.灯饰
走进校长大厦大门,一盏硕大的华灯映入眼帘,它垂悬于大厅顶部正中央。这是商家按照我们的要求特制的。
选择什么样的灯饰呢?
那些昂贵奢华的,我们没有必要,也不符合开轩同志少花钱的指示精神。四面金碧辉煌,满堂珠光宝气,是富豪们享乐的地方。
那些庸俗痞陋、昏暗低沉的,我们更不能要。四面迷蒙混沌,满堂昏天黑地,是闲得无聊的豪绅和胖得发愁的土霸们打盹的地方。
校长大厦的主人是学员,学员是来学习的,不是来享乐的,更不是来打盹的。为了找到符合要求的灯饰,我们去过几处超大的灯具商城。这些偌大的商场,琳琅满目,洋洋大观,但我们挑来挑去没有一件中意的。最后在丰台市场一家小店里,酷似一串葡萄的样品被我们选中了。这件样品由十几个白色灯泡组成,形态新颖,与众不同,富有个性,外观优美悦目,光照既亮堂又柔和。缺点是太小了,用在大堂不合适。我问商家:这盏灯能否放大?商家说可以。我说形态不变,放大十倍,为我们特制,并负责安装。商家高兴地答应了。
安装完了,果然气势不凡。一百多个普普通通的灯泡结成一团,大放光明,把整个大堂照得通明透亮,朗若白昼。它没有披金戴银,没有珠雕玉砌,却具有鲜明的特色:硕大而不张扬,高雅而不奢华,明亮而不眩目。人们来到这里,会豁然产生一种心清目明、畅快通达的感受。这正是我们追求的效果。
4.模塑
在大堂西南的墙面,有一幅巨型人物塑像,这是由北京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们共同创作的。
在装修过程中,我想造一幅教育家的群体塑像,突出校长大厦的文化特色。取材当代教育家,会引起舆论纷争,塑造、弘扬历史名人,比较稳妥可行。我们请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几位教授遴选出十位社会大众公认为教育家、思想家的历史人物。再请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进行形象设计和施工制作。
我们这里的模塑,是先把设计好的形象制成坚硬的模具,然后将铜板压在模具上一锤一锤敲打成型。十位人物形象按历史年代依次排列,构成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展示于报告厅的西墙。
这幅作品,初看起来,其貌不扬,平淡无奇,但仔细琢磨,就会发现它深藏丰富的内含。十位历史人物,从二千多年前的至圣先师孔夫子到近代的陶行知先生,或是学富五车的博学之儒,或是才储八斗的多才之士,都是鼎鼎有名的学问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作品中展示的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一方教育圣土,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和知识宝库,中华民族先进知识分子投身教育,追求社会进步的进取精神。我们这些担当育人、传承教育的后辈们无不为之倾心仰慕。
在当时社会上,这样的作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有谁能说,在哪家哪院见过这些教育家的群塑吗?没有。可见这幅历史题材作品,是校长大厦的首创之举,凸显校长大厦特有的文化气质。
5.书廊
登上大堂二楼,校长书廊迎面而来。这是校长大厦最直观的人文景象。由于大厦刚启用,培训开学在即,对书廊如何建设,如何装饰,内部陈设如何布局都没有来得及多考虑。书廊由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承包经营。我对他说,当务之急是进货,把著名出版社人文类、社会科学类的理论、纪实图书,尽可能多的搬过来。
开学前几天,校长书廊开业了。原本空空荡荡的二楼大厅,一下子变成了文山书海。书架上,台面上,空地上,走廊里,到处堆满了书籍。其中有博大精深的经典国学,有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鸿篇巨著,有领袖、泰斗、大师级名人的生平传记,有专论教育、教学的理论专著,有启迪心灵、开启智慧的哲理文论,有纵论国内外当代成功人士的创业佳作,还有什么评论、点评、集注、集锦、文选、文集、选集、汇编、典藏、善本等等。这些人文珍品云集一堂,把整个书廊装扮得书韵飘香,文采飞扬,对读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在昌平时,有的学员饶有风趣地对我说:“你的学生,每天的功课就是听点报告,交点朋友,读点书。”那时我们图书馆的书,少得不得了,旧得不得了,学员想看的没有。现在校长书廊把他们想看的书送到身边,他们当然求之不得。新校园启用后,有段时间茶余饭后,我没少光顾这个书廊。每次来到这里,总是看到学员们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他们有的在看书,有的在买书,有的围着书堆转。特别是在培训班快结业时,学员们排队买书,大包大包地买,大捆大捆地往回寄。书廊服务员说,这些老师特别舍得花钱买书,一出手就100元、200元,有的一次就花3000多元。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我们的良书益友。读书使人聪慧、富有,是一种享受生活的艺术。校长书廊通过书带给人们以知识、智慧、营养……如果说校长大厦以其学员人数之众,分布之广,在全国高校中小有名气的话,那么校长书廊在学员中就更是有口皆碑,同声称誉。
6.壁画
在校长书廊的东侧墙面,我们要造一幅山水画。在浩如烟海的山水风景中,我们选择了长江三峡。三峡是万里长江中最雄伟、最险峻、最壮丽的大峡谷。它是长江风光的精华,神州山水的瑰宝。如果我们能把三峡风光搬进校长大厦,岂不是一件莫大的盛事。
我们还是请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们来完成这个任务。我说,请你们以三峡山水为原形,在现场创作一幅山水风景画。老师们画出底稿之后,在现场忙碌了两个多月,一幅崭新的山水画跃然而出。画幅高约三米,长近八米。整版画面在一排射灯辉映之下,流光溢彩,皓气升腾。那滔滔雪水,从群峰顶立、陡崖对峙的万山丛中穿云破雾,飞流而下,汇成滚滚洪流,奔腾万里。啊,这就是三峡!
唐代诗圣杜甫抱病游三峡后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在这幅画中却没有“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漠漠秋色,而是充满“不尽长江滚滚来”的磅礴气势。为什么呢?因为校长大厦的事业正如“不尽长江滚滚来”!
7.美化环境
这是校园文化建设最后一项工程。校长大厦还没开工时,我们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新院址面积小,各项建设必须通盘考虑,统筹安排,按计划有序进行。我同高聚慧同志、基建办的同志议论过多次,一致赞同:新建筑不得占用院内中心地块,要为新修道路、活动场地和园林绿化留下空间;原有的零星树木、花草和临时建筑全部铲除,一律除旧布新;水、电、气、排水、供暖、通讯等所有管线一律进入地下。校长大厦是新校园的主建筑,理应摆在更显著的位置,但是服从全局安排,也只好建在西北角了。
美化环境总的要求是:因地制宜,立足实际,打破传统,不拘一格,努力打造适宜交往、休憩、娱乐、健身的优美自然环境。
针对新校园闲置地盘小,空间有限的实际状况,要实现美化环境的目标,当时能想到的就是要做到“三不”,“四要”:
不种高大乔木,例如梧桐、白杨等,以免遮挡视野;
不造大片纯草地,空出地面,植树,栽花,造景;
不植传统封闭式的绿色围墙,保持室外环境全面开放、透明。
要以移栽成年常绿树木为主,树木种类主选油松和雪松,做到绿化当年见效,保持四季常青;
要以种植木本花树为主,花灌和草本花卉为辅,便于管理,增强立体感;
要造人为自然景观,使山水成趣,草木生辉,塑造绿化人文意境,提升环境文化品位;
要修建室外活动广场,满足学员休息、健身的需求。
绿化工程由江苏常州市一家园林公司设计施工,一九九七年春开工,一九九八年七月完工。主要布局是:
沿中轴线,一条贯穿南北的水泥大道将校园分成东西两片。东片以下沉式椭圆形广场为中心向四面展开,西片以月牙形池塘为主景向周围扩展,形成一园多景,山水呼应,草木相宜的人文自然景观。
东面椭圆形广场,地面下沉,周围不设护栏,以突显自然景观。场内用现浇草绿色水磨石筑底,与花草树木色彩相融;用花岗岩镶边铺沿,方便人们就地落座;广场边缘配置多路环形彩灯,渲染欢乐气氛;广场东面设置微型舞台,铺以音响灯光,便于大众化娱乐演出。广场南北西三面,有果木花树成行,黄杨造景相拥。舞台后面九棵雪松成弧形排列,构成一幅宏伟、宽阔,永不落幕的天然布景。雪松后面垒土成山,松树聚积成林,密林中一间古风亭榭若隐若现。松林两侧,南边是玉兰花树一片,北边是紫薇花灌一群。
东面这一片,从广场到草地、花丛,再到雪松、山林,高低错落,层次分明,形成独具特色的自然大观:满目苍翠连天际,无限风光入画来。
西面的月牙形池塘,全部用白色瓷砖贴面,显得格外清明洁净。池中金鱼戏水,东游西窜,多姿多彩,十分抢眼。池塘周围,南有绿柳垂青,北有小草铺地。近东头一座汉白玉拱桥点缀其上。西边一排假山乱石穿空,一片松林紧倚其后。池塘、石山、松林融为一体,山是林的依托,林是水的源泉。山石丛中,曲径通幽,飞瀑扬波,清泉长流。此情此景,不禁让我想起宋代朱熹的读书观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一九九九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新校园的室外环境如同楼宇建筑一样,也是旧貌换新颜。在我们这个不大的天地里,也能做到春有鲜花秋有果,夏有凉荫冬有绿,水中有鱼游,树上有鸟飞;也是气象万千,充满诗情画意。尤其是松树林和玉兰花,堪称园中植物景观的精华。可谓:两处松林常年绿,一园秀色四季春,唯有玉兰真君子,花开时节动人心。
校园文化建设,是学院的窗口,不仅要展示学院的形象、外貌,更要体现学院的文化深度和文明程度。综观我院文化建设的各项内容,从题词到绿化,一草一木,一景一物,无不体现以人为本,以学员为中心,力求融入人的精神世界,成为催人奋进的力量。
八、校长大厦的运行
一九九八年七月,新校园建设全部完工,八月初投入试运行,九月初正式开学。经过两年时间的建设,我们的新校园就要扬帆起航了。校长大厦怎么运行,怎么管理,是学院全部工作的重心,是开学前必须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原来在北院时条件差,吃、住、行都很简单,到新院址条件好了,岗位新了,服务要求高了,怎样才能管理好、运行好呢?
首先要明确校长大厦的功能定位。校长大厦是宾馆式的建筑,是按宾馆模式管理,还是按办学模式管理?两者的区别在于:宾馆模式重赢利,办学模式重服务。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校长大厦的功能是用来办学的,必须以学员为中心,为教学、为培训服务,这是我们的主责主业。但是我们也有其他的考虑,就是要适当地扩大它的功能,在满足培训教学的基础上,在培训有余力的情况下,包括在寒暑假等合适的时候,可以扩大到为社会提供服务。
这一点大家都很同意,也就是说指导思想都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具体操作的时候还是会有各种意见。关于大厦的管理,高聚慧同志提出请校外的物业公司来承包。他提出这个意见不是没有道理,是从学院的事业发展来考虑的。因为他觉得我们自己的人不熟悉宾馆式大楼的服务管理,没经验,担心搞不好会出问题。
他提出这个意见以后,基建办、后勤部门的同志,也包括我们机关的一些同志,都表达了不太赞成的意见。说实话,我当时也是不赞成的。我们把自己辛辛苦苦、亲手建起来的大厦交给别人管理,主动权就拿到别人手里去了,将来一旦出了问题我们就会很被动,所以我不赞成。但这一套服务系统都是高聚慧同志主管的,这个方案是他提出来的,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校长大厦的运行。怎么办呢?我想退一步吧,先承包出去,试运行3个月,不行的话我们马上就收回来。我做了一些工作协调这件事,就着手准备落实由物业公司管理的运行模式。
高聚慧同志引进了一家物业公司来承包大厦的管理服务。运行了大概半个月,食堂就出问题了。学员反映强烈,意见都反映到我这儿来了。一是对伙食质量不满意,二是用餐时人多太拥挤。物业公司对办学、对教学服务的情况不熟悉。学员一下课马上都拥到食堂吃饭,用餐时间很集中,他们准备不足,服务跟不上,造成食堂太拥挤。我到食堂看过,餐厅并不小,主要是自助餐取餐点太少,品种也不多,排队就长了。我跟管食堂的经理谈这个事,后来有所改进,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当时与物业公司谈承包的时候,我们提出的承包条件,一个是先试运行三个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大厦管理人员必须全部参与到物业公司的管理中去,让他们学习借鉴公司的管理经验。所以,在试运行阶段,我们的人员全部都参与进去。但是两个单位的关系没处理好,在管理服务中存在两张皮的问题。物业公司不大喜欢我们的人,我们的人也看不起他们的人。我们的人虽然参与管理,但物业公司不乐意用,导致我们的人作用发挥不出来,态度很消极。我们觉得这样运行不行,所以不到三个月,就叫物业公司撤了。
当时我想,既然我们有能力把这个楼建起来,我们也一定会有能力把这个楼管好。物业公司撤了以后,高聚慧同志下决心自己下功夫抓大厦的服务管理。院班子决定成立校长大厦管理 服务中心和相应的分支机构,任命总经理和部门经理,建立规章制度和收入分配激励机制等等。高聚慧同志还带着大厦管理的一拨人出去参观学习。又从湖南、四川职校招了一大批服务员,经过培训一齐上岗。员工们以大厦为家,立足岗位,满腔热情,铆足了劲,准备大干一场,为学院的事业做出贡献。从一九九八年秋末冬初开始,校长大厦的运行步入正轨,各项工作开展得都很顺利,为学院的启用和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九、学院发展的构想
大厦正常运行的问题解决了,下面还有什么具体考虑呢?学院南迁前后,机构改革、干部安排、规章制度等工作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接下来还有一些比较长远点的考虑,有一些开始做了,有一些没来得及实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院的硬件建设。经过学院的第一期工程,我们作为干部培训院校的硬件建设,应该说能够基本满足培训需要了。如果说还有遗留问题,那就是想把西边那块地征过来。我当时考虑,如果这个地能征过来,首当其冲地就要建一座图书馆,要把与教育相关的图书和重要资料都集中起来。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没有和班子其他成员说过。征地的事情我们那届班子没有完成。
二是学院的软件建设。主要考虑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教师队伍建设;第二件事就是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第三件事就是高等学校办学实践的研究。这是我当时想的比较多的问题。
我认为这三件事是行政学院软实力建设的关键,学院更长远的发展就要靠软实力的建设。我当时形象地把行政学院的软实力概括成:一个主体,两个拳头。一个主体就是教师队伍建设。两个拳头,一个就是管理理论研究,一个就是办学实践研究。
从长远来看,行政学院应该把这个主体立起来,把两个拳头打出去。有了这么好的硬件条件,软实力建设应该跟上去。但具体怎么搞,说实在话没有更多的想法,只有一点初步的考虑。
实际上,我到行政学院工作以后,我们班子就开始研究如何着手进行教师队伍建设。比如说提高待遇、引进博士生等等。我们学院第一个博士是许玉乾,大概1994年来的,后来陆续来院的还有史朝、郭锋、于建福、于京天、还有博士后石连海等。引进博士就是我们当时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采取的行动。
一个主体——教师队伍建设。我们提出了教师队伍建设必须明确专兼并重、专兼结合和专兼融合这三条原则。兼职教师是聘请校外的,主要是指校外的党政领导干部、专家学者;专职教师是我们院内自己的教师。所谓专兼并重,就是行政学院的教师必须有专职的和兼职的两支队伍,而且这两支队伍都重要。所谓专兼结合,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专职教师,与聘请的校外教师,在干部培训工作中共同发挥作用。所谓专兼融合,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教师队伍同校外的专家学者,不只是结合还要融合,校外的专家学者不仅是请他们来授课,还要与他们有沟通和交流,让我们自己的教师能够不断地从校外的专家学者中吸取学术营养。所以我考虑教师队伍建设,就是专兼并重、专兼结合和专兼融合。
教师队伍建设,当时考虑比较多一点是从校外调人进来。一个是沈阳教育学院的张卫平,他在法学这方面有所研究,是《教育法》起草人之一。我找他谈过几次,他也愿意来,但是有一个条件我没法满足他,就是安排行政职务的问题,所以最后没有调成。
我还找过一位就是华中师范大学孙绵涛教授。他是我到学校考察干部时,学校的书记校长给我推荐的。孙教授在学术上有一定建树。我们请他来学院为高校中青班讲课,也是对他进行初步考察。没想到他讲课的表达方式不好,口气太大,学员很反感。试讲就讲砸了,调入的事也就放下了。
对校外的兼职教师,不只是单个聘请,还要搞队伍建设,形成一支稳定的兼职队伍。兼职教师不光是挂个名,还要给他们一定的待遇,否则他们没有积极性。我当时想把潘懋元先生请过来,他在高教界很有名气。想把他调过来,调不过来就请他做兼职,每年在学院住上一段时间。这件事也没搞成。教师队伍建设,仅是一些初步考虑,做了一些探索。
两个拳头——管理理论研究和办学实践研究。两个拳头都是服务于我们的主体,服务于我们的培训,管理理论研究也好,办学实践研究也好,它的过程都应该有学员参与,它的成果都应该运用到培训当中去。
管理理论研究应该做个规划,舍得投入,不能像原来那样小打小闹,那形不成拳头,是打不出去的。搞研究,不做规划不行,舍不得投入也不行,要有大动作。应该把校外的一些管理理论研究的现有成果很好地吸收,加以总结提炼。我们可以通过立项、明确任务来开展工作,可以通过校内外结合共同搞一些研究,可以办一些学术论坛。甚至我当时还考虑,为了提升我们师资队伍水平,也可以试办非学历的高校管理研究班,找高层次的人来授课,培训时间可以长一点,一年两年都可以,不受学历教育的限制。
办学实践研究方面,我曾请原教务长李克纲同志走访了好多所高校,为总结高校的办学经验做一些探索,大概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后来忙于新校园建设我也没时间和精力抓了,这件事就停下来了。到新校园后,我们应该继续做这件事,要组织力量,也要拨经费,把办学实践研究做下去。我们可以组织我们自己的教师来做调查研究,总结高校的办学经验和经典的办学案例,不仅可以在国内做,我们甚至还可以派我们的教师到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用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一方面去学知识、学管理,更重要的是考察人家到底是怎么办学的,是怎样培养出杰出人才的,有些什么好的经验,哪些经验是我们可以学习和吸收的……回来以后好好研究总结,我觉得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和条件做这件事。如果我们能坚持做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就能在办学实践研究方面拿出典型的成果。
不管是管理理论研究也好,办学实践研究也好,都应贯穿到我们的培训当中。在培训中,应该让我们的学员也参与这两项研究,比如说培训中不是要学员写论文吗?我觉得有的学员就可以写一篇办学的典型经验。我们的教师把学员的成果汇集起来,进行二次开发,加以总结提炼,研究升华,最后再把研究的成果运用到我们的培训中,起到科研反哺教学的目的。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拳头都打出去了,我认为行政学院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努力,应该能涌现出享誉全国的人才,能够拿出引领我们高校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这样我们行政学院说话就有底气了,在全国的高校中也就有地位和影响力了。否则我们办学就是根基不牢,底气不足。
十、南迁工作的体会
我觉得学院南迁工作是学院的一件大事,还是值得回忆总结的。我现在想起来,有这么几个体会:
第一,得益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行政学院的选址、建设和整体搬迁进行得都比较顺利,而且进展很快,仅用了一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建设和搬迁工作。为什么会这样顺利呢?我想行政学院取得的进步和成就应该说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没有改革开放,不会有学院的搬迁和后来的快速发展。当时我们之所以取得那样的成就和发展进步,应该说是我们全院教职员工分享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成果,没有改革开放这个大形势什么都谈不上。我想这个不是空话,也不是套话,这是实话,是事实。
第二,是教育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因为院址一直没确定,学院搬迁问题没有列入到教育部的年度计划里面,但是在两年时间里教育部调拨资金,为我们学院建设、搬迁、投入了共计近1亿二千万的经费。说明教育部党组对教育干部培训非常重视,对行政学院培训教学工作非常重视。张保庆同志一直全力支持我们。开轩同志实际上很重视学院搬迁这件事,他当时的考虑也是有道理的,要少花钱多办事嘛,这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激励方式。他担心钱投多了,没有发挥作用就都浪费了。现在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他也非常支持。一九九八年大概是5-6月份,他来学院考察,看了新建和改建工程之后,到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开会。他说,你们行政学院的班子是个干事的班子。还说,心诚则灵,你们真心做事感动了我们。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查到这次会议记录,我是一直记得很清楚。培训楼和旧楼改造都超标了,空调、大堂等都是开轩同志不让搞的,可我们都搞起来了。他看了不仅没批评我们,反而表扬了我们,确实很受感动。所以,我们要看到,行政学院发展的背后是教育部的支持,没有教育部领导重视和支持,就没有行政学院今天取得的成就。
第三,学院领导班子的团结合作。当时我们班子只有三个人,大家都是全力以赴,一心谋发展。从1996年开始,庄益群同志专门负责昌平校区工作,当时北边校区培训工作照常运转,那里的所有工作全是归他管。南边校区基建改造的所有工作,都是高聚慧同志管。我主要负责做协调、补漏洞,哪些地方需要我,我就去哪里。这一段时间领导班子就我们三个人,人是少了点,但是干的事情应该说比以前要多多了。说实在话,我在行政学院工作有两个这么好的搭档,非常幸运。我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我们个人之间也没有任何恩怨,他们工作都很努力。所以有时班子里人多了不一定是好事,重要的是大家齐心协力、不搞内耗,全力以赴地做好自己分管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四,是学院的全体教职员工的积极参与。学院的全员参与、全员支持,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到学院工作,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教职员工的待遇低,特别是和教育部在京的直属单位比较起来,和外面其他单位比较起来反差比较大,我们的员工人心思变。想变什么呢?我想应该是工作条件好一点,收入高一点,工作开心一些。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人之常情。
人心思变,可是怎么变呀?就要靠学院的发展。学院怎么发展?选址以后就要搬迁求发展,所以当时搬迁就是我们学院教职员工的迫切愿望和共同期待,而且这种期待是发自内心的。所以学院决定搬迁以后,我感觉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反而都很高兴,精神振奋,全力支持。
一般来说,搬迁工作的任务是比较艰巨的,在搬迁过程中和新校园启用时,容易产生的矛盾比较多,比如机构改革、人员安排、住房分配、办公室的配置、收入分配等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牵扯到我们教职员工的切身利益,是容易引起矛盾的事。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没有遇到任何问题,非常顺利,我们员工没有一个人找过我谈自己个人利益的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都很感动。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这样,一个单位也是这样,要靠群众,靠大家的齐心协力才能把好事办好,这也是我的切身体会。
我们有的员工说,好像自己在搬迁中也没做什么事情。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搬迁工作,人人都在其中,你参与了搬迁工作,本身就是支持,就是做了贡献。这样才能使我们学院的领导班子腾出时间、精力集中搞发展建设,没有在解决内耗上面花时间和精力,这一点很重要。
十一、南迁体现了怎样的精神
学院南迁体现了什么样的精神呢?我想到起码有这么几条。
一是齐心协力,勤奋实干的精神。整个建设搬迁过程,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讲空话,只干事实。有些事情当时我们认为该做就做了。有的事做了也不宣传。在新校园我们没有搞剪彩、奠基仪式,没有搞竣工、启用典礼。我们只想把校园建设好,其它的事都顾不上了。
二是有所作为,勇于担当的精神。我觉得我们那一届领导班子在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努力的,有些事情是要有人担当的,比如我们租房子要创收,高起点、高标准、高规格建设新校园,没有担当是不行的。领导班子敢担当、敢作为,既是为事业担当,也是为员工担当,对学院的发展有好处,对教职员工的工作和生活也都有好处。
三是与时俱进,艰苦创业的精神。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是在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做的。行政学院的搬迁,特别是在怎么建设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与时俱进、艰苦创业的想法的。我们提出来30年不落后,这不光是硬件建设,还包括我们的管理,包括教学设施的配备和通讯网络等,我们都是有些长远考虑的。在控制工程费用和筹措社会资金方面我们也算是尽心尽力了。
南迁体现的精神,我总结了以上三个方面,其中的核心是什么呢?我概括成8个字:“戮力同心,砥砺奋进”。就是齐心协力,在磨炼中不断奋力前行。
我觉得我们领导班子,包括我们基建办的同志,还有全体教职员工,在那段时间里确实是在朝这方面努力。对于我总结的三种精神,八字核心,我们只是学习和实践,不能说我们做到了,更不能说做好了,我们就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力图体现和发扬这种精神。
以上我讲的这些,仅供你们参考。相信你们现在的工作一定会比过去做的更好,学院的事业也一定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我感谢你们今天给我提供这样一个回忆过去的机会,也是向现在的院领导和教职员工汇报过去工作的机会。
谢谢京天副院长,谢谢各位同志。
(本文由张婕根据录音整理,经张仁贤院长审定并补充相关内容)
[1] 来汉宣 1989年8月7日至1993年7月20日任学院常务副院长、党委书记。
[2] 吴树清(1932年 — 2020年1月10日),1989年8月 — 1996年8月任北京大学校长。
[3] 何东昌 (1923年4月 — 2014年1月23日),1983 — 1992,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部长、党组书记,国家教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兼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
[4] 朱开轩 (1932年11月 — 2016年6月7日),1985年至1993年任国家教委副主任。1993年3月——1998年3月,任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兼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
[5] 张保庆,1996年至1998年任国家教委副主任、党组成员;1998年至2003年,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2003年5月——2005年11月,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6]本节内容是采访结束后,被采访者应约添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