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秋天，内蒙古自治区文教办公室工作组来到内蒙古大学，要求内蒙古大学所有系科都要用蒙汉两种语言授课，我认为这个要求十年也达不到，因此我反对。不久，以孔飞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下文，要内蒙古大学全校使用蒙汉两种语言授课。我认为此举就是赶我离开内蒙古大学了。

同年冬，中央组织部决定我去青岛海洋学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

1981年1月20日，我去教育部转关系，教育部人事局要我等一等，同时向中组部要求改调我去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工作。中组部以我年龄太大（65岁）未同意。到了3月下旬，教育部长蒋南翔亲自找中组部长宋任穷，说中央批评教育部不重视干部培养，我们提出中央教育行政学院的主持人，中组部又认为年龄太大，难道中央教育行政学院能派个青年人去主持吗？于是中组部改调我到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工作，任党委书记、副院长。

1981年我随蒋部长等去参加西安交大建校80周年校庆，并到敦煌、新疆等地参观。回到北京后，随即着手中央教育行政学院的筹建工作。

首先，请上海高教局、南京师范大学等有关专家来和我们一起制定中央教育行政学院的工作规划。总体来说，要在学点中国教育史、学点心理学、学点教育心理学的前提下，着重总结中国教育经验。而且，我们的北大、清华、复旦、川大等校，校史都是断在1949年，并且着重革命史。建国后的教育史，实际是个空白。蒋南翔部长很赞成我们的想法，并提议以《高教六十条》为蓝本来讨论。

第二，决定院址问题。教育部想到的是北师大原辅仁大学旧址，并为此召开了教育部党组成员和北师大党委常委联席会议。会议开得很紧张，一个要，一个不给。最后，北师大党委书记叶菊荪要求教育部党组千万不要做出硬性决定。结果此事不了了之。

北大昌平200号是现成的。副部长、司局长去看过不止一次，都说是一块风水宝地，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但是具体说，谁也不愿意去。我去看后，认为从现实出发，中央教育行政学院院址，只能在此了。在部务会议上，有人还是反对。副部长曾德林说：老于管这个事，主张去，你们还反对干什么。人事局一位副局长对我说：你主张去，你将是孤家寡人。

第三，我访问了大兴文化部、林业部干部学院、怀柔化工干部学院、小汤山外贸学院、昌平毛纺厂、手表厂、昌平县人大常委会、县商业局。他们说，大路菜、土豆、白菜、鸡蛋可以保证供应，鸡蛋的价格比市场上每斤至少要便宜2分钱，你们大单位，进城买些细菜并不难。

第四，定做木器家具。床、桌、凳等。

1981年9月14日我们进驻北大200号，建围墙，修缮房屋。

1982年2月教育部要我们给部里新来的大学生办学习班，以检验学院运转能力。

同年9月，招收第一期学员。学员为来自全国的大学校院长，其中有6级干部、成都地质学院院长，有23级的延边大学校长张德江。1983年1月，本期毕业，在鲁迅博物馆举行结业典礼，请中宣部部长邓力群讲话。

1983年3月，招收第二期学员。学员为各省教育厅长、师专校长。

同时我们给部党组写了报告，由于招生人数太少，要把规定的干部（大学校院长、党委书记、各处室办、各系主任、总支书记及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长；地自治州教育局长、重点中学校长、支部书记）轮训一遍，需要80多年，这还了得。因此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把教育行政学院办起来，以减轻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压力。

不久，蒋部长离体了。教育部党组书记张承先，不同意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培训对象只是高校校院长、党委书记。还有中学、中专、小学啊。接着教育部长何东昌，把我们的规划全部推翻，要求中央教育行政学院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这恰恰是中央教育行政学院的弱项，这方面的师资不但不如中央党校，而且不如省市党校。

所以，1984年秋办了一期小学教师学习班。

原教育行政学院本来是教育部办的，办了几期，1959年初，康生说，全国大跃进，热火朝天，你们还在这里学什么？一下子就散了。

高教部的教育行政学院在西郊卧佛寺筹备了几年，因为无房子，一直未办起来。所以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对教育行政学院无任何沿革关系，更谈不上继承性。如果有，就是教育行政学院木板校名牌一块（无用的楼案一包，原馆藏图书25万册，只给了我们几十册残本。现有图书馆大量报纸合订本和图书是向北京大学老校要的。

所以，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十周年我和来汉宣、季明明等发生重办、复办之争，老院长张承行讲话，既讲复办又讲重办，采取调和的态度。来汉宣不让我讲话，说他都代表了。

1985年12月31日，我已七十一岁，遂离休。

2005年5月于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