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11月17日至12月31日举办的第55期（高职第七期）高校领导干部进修班上，101位学员通过分班研讨、学员论坛、学员微讲坛和案例教学等多种形式，共商高等职业院校服务“一带一路”的落地路径。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协同”是提升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能力的核心与关键。

　　职业教育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提供人才支撑，为沿线各国民心相通架设桥梁，科学谋划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行动策略，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能力，不仅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需求，更是倒逼职业院校强内涵、出特色、建品牌、重输出，实现优质、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机遇。

　　一、“校政协同”——高职院校“走出去”的重要保障

　　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的行动策略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整体性、协同性特征，需在国家“一带一路”整体布局中进行谋划，其关键是中央政府、省（市）政府和职业院校多方协力、协同保障。

　　目前，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中国-东盟、中阿合作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双多边、区域次区域合作平台已经建立；中欧、中南非、中印尼等八大人文交流机制已经健全；中国国际教育年会、世界职教院校联盟、“一带一路”产教协同联盟、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联盟等众多平台已经搭建；教育部与14个省（区）、市签署“一带一路”共建协议，与46个国家和地区（包含24个“一带一路”国家）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这些都为职业教育开展国际交流、扩大对外开放、增强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搭建了广阔舞台。但是，当前职业教育国际化仍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障碍，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制度保障体系。一是完善教育国际化政策体系，增强政策对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引导性、指导性、保障性和规范性。二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将职业院校招收“留学生”纳入“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沿线国家新生来华学习或研修项目，并对职业院校创新国际合作交流的模式和机制予以经费支持。院（校）长们反映，当前许多地区高职院校国际化是服务国家战略和配合企业“走出去”的自发行为和主动作为，虽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却缺乏具体的项目支持和经费保障措施，严重影响了高职院校的积极性和国际化进程。三是立足政府职能转变和制度创新，以培育需求、搭建平台、政策扶持、完善服务为载体完善制度配套体系，突破阻碍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的体制机制障碍，如对进行跨国学术交流和商谈国际教育合作项目的高职院校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可放宽出国批次与人数控制，简化出国审批程序等。

　　地方政府要发挥推动区域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的引领性、引导性和支撑性作用，将职业教育纳入“一带一路”区域总体规划和整体布局，以“搭台、结对、布点、连线、输出、吸纳”为抓手，为职业院校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牵绳搭线”，并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当前，上海、浙江、河南、广西等28个省（市）均已出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专项规划、行动方案或教育行动计划。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开展“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际合作备忘录》等专项行动，搭建“中国边境职业教育联盟”“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培训中心”“东盟文化节主体展演”等10余个合作交流平台。广西多所职业院校借助政府平台与东盟国家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每年超过2000名师生赴境外交流学习，来广西学习的东盟留学生3.9万多人，成为全国东南亚国家留学生最多的省区之一。天津将“世界一流职业教育”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容，政府专项给予每个“鲁班工坊”建设资金500万，积极推动“鲁班工坊”海外布局，即以工程实践创新项目 (EPIP)为载体，在英国、印尼对接中等职业教育，在泰国对接高等职业教育，在印度对接应用技术大学，构建以境外“鲁班工坊”为依托的中高本硕贯通体系，以集群优势建立EPIP国际教育联盟，打造天津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

　　二、“校企协同”——高职院校“走出去”的主要路径

　　行业/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依托行业/企业资源走出去既是职业院校发挥校企合作优势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路径，又为“走出去”行业/企业提供人力资源支撑。院（校）长们认为，当前，高职院校招收留学生仍处于“赔钱赚吆喝”时期，单纯的高职院校国际化缺乏内生动力，必须以校企协同为主要抓手，跟着国际产能合作和企业需求走，借势打造高职院校国际化的增长极。

　　主动发掘和服务“走出去”企业的需求，培养中国企业海外生产经营需要的本土人才。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立足地处汽车城十堰的区位优势，主动服务东风汽车“走出去”需求，实施“乘‘东风’，走出去”战略，招收留学生为东风汽车海外基地培养一线技术技能本土人才。

　　发挥专业优势，配合“走出去”企业面向当地员工开展技术技能培训和学历职业教育。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江苏省商贸职教集团，在柬埔寨西港特区工业园共建西港特区培训中心，与企业联合开展西港特区柬埔寨员工的语言培训、入驻企业管理人员的企业管理、国际贸易培训等，受到柬方高度评价并获柬政府立项，有力提升了中国职业教育在柬埔寨的影响力。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等8所职业院校依托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与中国有色集团合作，在赞比亚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协同企业和产业“走出去”，为有色集团在当地落地提供人才支撑。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与上汽通用五菱印尼汽车有限公司、印尼西卡朗西部国立第一职业学校在印尼合作共建“印尼中上汽通用五菱汽车教育培训基地”，联合培养企业需要的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

　　紧密对接《中国制造2025》，积极参与制定职业教育国际标准，将国际先进工艺流程、产品标准、技术标准、服务标准、管理方法等引入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目前，天津已制定50个高职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开发本土化职业培训包319个，并着力推进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赛项装备、任务、要求、工艺和评测等赛项成果向国内外职业院校教育教学转化。

　　三、“校校协同”——高职院校“走出去”的优势互补

　　培养具有高精尖的技术技能水平，通晓国际贸易规则，又了解当地语言、历史、经济、政治、宗教、风俗、文化等的复合型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是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的核心任务。面对 “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可基于复合技能的分工与合作、基于产业链或产业集群的分工合作，建立由技术类院校和语言类院校，或由中职、高职、应用技术大学等不同层次院校共同组建职业院校联盟，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以此提升高职院校服务“一带一路”能力和水平。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牵头联合广西、云南14所边境地区职业院校，与47家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共同组建“中国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联盟内院校、机构精准定位，错位发展，特色鲜明，以“抱团”优势扩大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

　　四、“校系协同”——高职院校“走出去”的内在要求

　　建立国际化办学与院校发展的协同机制是提升高职院校国际化办学水平的关键。院（校）长们反映，有些院校的国际化办学未形成院校国际化办学合力，还造成对系部资源的抽离、精力的分散和实力的削弱。为此，推动校系协同，将国际化办学理念融入院校整体发展战略，将国际化办学内容纳入院校发展规划，创新机制，增强国际理念、制度文本与实践操作的协同，增强院系间、部门间、人员间的协同，提升国际化办学全要素生产率，不但是高职院校“走出去”的内在要求，也将全面提升职业院校的国际竞争力和整体实力。铜陵职业技术学院统筹校系资源，设立外事办，负责对外合作与交流工作；成立国际教育学院，组建对外汉语教研室、英语教研室等，负责留学生培养和管理；其他教学系部负责有关的专业课程教学；通过各系部、各部门通力协作，协同提升院校国际化办学水平。

　　五、“软硬协同”——高职院校“走出去”的重点任务

　　推动高职院校教学仪器和实训设备、教学资源、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教学标准等“硬件”输出与学生交流、教师互访、文化输出等“软件”输出深度融合、协同并进，是高职院校“走出去”的核心与主线。资源设备输出一般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普遍形式；专业标准输出是国际职业教育竞争中的关键因素，是提高职业院校国际影响力、增强职业教育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载体；文化输出是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高阶形式，是民心相通的实现载体，将为“一带一路”建设通达持久、惠及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国民众奠定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依托“国际汉语言文化传播基地”，连续十年成功承办“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共吸引110多个国家的上百万名青少年参赛，为各国大学生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搭建广阔平台，为中国与世界各国青年之间架设起心灵沟通的桥梁。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连续三年举办“一带一路”国际文化艺术周，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余名高校师生积极参与、互动共享，有效发挥了职业教育在促进世界各国“民心相通”的主阵地作用。(教育行政教研部 郭静)